“少者饿得哇哇叫，老者饥来泪汪汪；一箪食，一瓢饮，一把菜，一勺糠；给不了崽给不了女，顾不了爹顾不了娘；树皮草根观音土，填了肚子烂了肠……”这首歌是20世纪初益阳人民痛苦生活的真实写照，国恨家仇不断积聚，势成待喷的火山，他们推翻三座大山的渴望日益强烈，追求社会改革和光明前程的意愿更加迫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鸦片战争以来，益阳各地发生了一些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斗争。

集聚力量争粮食

1912年2月，益阳县岳家桥车塘农民贺礼仁、周民山聚集饥民100余人，向富户索粮，吃“排家饭”。3月8日，县城二堡余育万伙同官僚停粜，企图将三船200多担大米趁夜偷运出境，牟取更高暴利。饥民知晓后，近1000人纷拥上船，将大米搬上岸按平价售给饥民。知县李光卓率巡防兵30余人前往镇压，激怒的饥民群起反抗，围攻李光卓，李被迫逃到厘金局躲避，并将大门紧闭。饥民蜂拥而至，用石头木棒砸开大门，冲进厘金局，抢光税收厘金。5月中旬，欧江岔农民宋祁山等组织饥民数百人开展“反饥饿、反闭粜、反贪官”的斗争，农民手持菜刀、马刀攻克湘阴县白马寺团防局，夺得武器组成起义大军，转移到沧水铺四方山扎营，准备长期抗争，后遭长沙巡防军镇压，宋祁山被捕遇害。

抵制日货用国货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深受帝国主义列强祸害的益阳人民找到了表现自己意愿的契机，他们积极响应“内惩国贼，外抗强权，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口号，投身全国反日爱国运动热潮。益阳各地学生纷纷集会，排演《亡国鉴》等新剧，参与了全省驱逐省督张敬尧的斗争。南县、沅江、益阳等地都爆发了搜查商家日货，集中焚毁日货，严惩通日奸商的反帝斗争。在益阳境内当时流传着一首《国货歌》：“我是中国人，该用中国货；国货多么好，质坚工艺巧；人人用国货，金钱不外跑；有钱多办事，四万万同胞都吃饱；有钱造枪炮，帝国主义准打倒；爱国的人民，认定国货是瑰宝；无论饮食和服饰，不是国货便不要”。这既是战斗的号召，也是民众的心声。

箩工有勇又有谋

1922年5月15日，沅江县箩行与商会因挑界纠纷发生冲突。县商会会长、团防局长蔡鹤亭恃势妄为，煽动罢市，拘捕箩工马春生，工人郭连生险遭杀害。箩工们为保码头，维持生计，奋起自卫，得到泥、木、铁、糟（酿酒业）等行业工人支持，公推代表进省控告。蔡鹤亭组织打手百余和团丁数十人，驱赶箩工，强占码头，引起社会公愤，各界声援、支持箩工。9月24日，长沙《大公报》以《商会长淫威可畏，劳苦工生活可怜》为题，发表刘大山、邵桂庭等箩工代表的《呼吁书》，揭露蔡欺压箩工的罪行。省长赵恒惕迫于舆论压力，判定“上至百泥湖，下至大埠口沿河两岸，概归箩夫挑界”。以箩工为代表的早期工人赢得了这次斗争的胜利。

广泛倡议收码头

1923年5月下旬，湖南对日经济绝交运动达到高潮。6月1日，长沙外交后援会检查刚靠岸的日轮时，市民聚集极众，进行助威。日轮数十名水兵始用棍棒殴打调查员和示威群众，继而向密集的人群开枪、刺杀，当场死2人，重伤、轻伤数十人，酿成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消息传到益阳，各县民众十分愤慨，各界人士，特别是在校师生，纷纷组成讲演团，向民众泣泪演讲“六一惨案”真相，愤怒控诉日军屠杀我同胞的罪行。益阳、沅江等县学生联合会的讲演人员还利用端午节假期分组前往乡村集镇演讲，印制传单就地散发。南县工、商、学界响应省城长沙外交后援会对日绝交的号召，组织罢工、罢市、罢课，强烈要求收回戴生昌轮船公司利用的三仙湖码头。通过发动民众进行坚决的斗争，至1925年，码头始得收回，日轮被迫退出。

帝国主义的侵入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造成中国近代的贫穷与落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中国人的思考探索和斗争奋起，唤醒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强烈民族意识。“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最恢宏的史诗。我们要时刻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紧跟党的步调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