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法勤工俭学，是我国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爱国知识青年追求新思潮、探寻救国救民真理、走与劳动人民相结合道路的产物。它对学习先进科学和民主精神、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共早期党团建设、准备干部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毛泽东、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的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于1919年至1920年形成高潮。

据统计，益阳有22人参加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其中原益阳县（含现赫山区、资阳区、桃江县）有张昆弟、唐铎、萧振汉、欧阳泽、萧石冰、萧竟言、萧品珍、谭天堑、薛世纶、何寅修10人；沅江县有吴家铸、李国英、傅章旸、郭国宾、杨峰林、皮作琼、廖敦青、李绳彝、方正9人；安化县有刘明俨、李纬2人；南县有潘隽五1人。

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们是名副其实的“探险远征队”，在赴法途中和留学期间历尽了千辛万苦。他们先是在茫茫的大海中航行了三四十天，备受海轮统舱的闷热炙烤和臭虫折腾。到法国后，为解决生计和学习之需，在工厂、学校苦寻工作，张昆弟在圣伯尼分厂做工，刘明俨、欧阳泽等被分到枫丹白露学校，唐铎则被分在蒙达尼公学。对这段生活，唐铎曾回忆：“勤工俭学的生活是很艰苦的，能够找到工厂做工，就已经很不容易，……，总之，什么苦差事都干，以便挣钱维持生活，继续学习。”

勤工俭学的生活虽然极为艰苦，但青年学生都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他们在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同时，更注重刻苦学习革命理论，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锻炼才干。

一是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张昆弟、唐铎等认真学习和研讨马列主义著作，思想得到迅速转变。张昆弟在法国时写的《法国北海岸之华工》一文中就谈到了这样的认识：“非全世界工人全体有彻底的觉悟，把这种万恶的资本制度根本推翻不可”。唐铎在后来回忆录中也写道：“我当时年纪小，文化水平不高，但已经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好，只有像俄国革命那样先把中国的军阀政府推倒，再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新社会，那是最理想的了”。

二是参加工学世界社。1920年2月，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李维汉、李富春、张昆弟等人发起组织勤工俭学励进会。8月，工学励进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宗旨。社员发展到30多人，其中益阳籍的有刘明俨、唐铎、薛世纶等。

三是出席蒙达尼会议。蒙达尼会议最主要的历史功绩是确定新民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成果极为赞赏，他写信说：“诸君感于住处不便，谋合居一处，一面做工，一面有集会机缘，时常可以开共同的研究会，极善。”张昆弟、欧阳泽等人出席了这次会议。

四是参加“二八”求学运动。张昆弟是“二八”求学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刘明俨、唐铎等人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至1920年，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已达1500余人，实际找到工作的不到1/4，只能依靠华法教育会发放的救济费维持生活。1921年1月，华法教育会突然发出通知，断绝对勤工俭学学生的经济援助。2月下旬，蔡和森、张昆弟等会同驻巴黎的勤工俭学学生，向北洋军阀政府公开提出要“生存权、求学权”的口号，驻法公使馆被迫延期发放了3个月救济费，并答应为失工学生寻找工作。

五是参加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1921年夏，华法教育会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海外求学为名，向法国政府索取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里昂筹建了一所中法大学。不料校长吴稚晖竟从国内招收一批官僚地主资本家子弟，且拒绝招收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愤怒的勤工俭学学生在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领导下，组织“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大会”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先发队”，展开了“誓死争回里大”的斗争，但斗争遭到中法反动派的镇压。28天后，104名先发队员被法国政府遣送回国。益阳的张昆弟、刘明俨、唐铎等人被遣送回国。学生们从此次事件中彻底看清了北洋军阀政权的腐朽本质，进一步坚定了革新图存的决心。

赴法勤工俭学，给有志改造中国的青年提供了解放思想、寻求真理的途径，益阳的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大都在勤工俭学中锻炼了自己，增长了才干。其中张昆弟、欧阳泽、唐铎等人，后来都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薛世纶、刘明俨等早期共产党员人生经历坎坷，在各自领域颇多建树；皮作琼、傅章旸等人成为科学技术专家。